Transcript 性別平權、公共政策與生育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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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轉型、兩性平等與政策選擇
涂肇慶 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
[email protected]
Slide 2
目錄
超低生育率的發展趨勢
香港超低生育率模式與歐洲模式之間的差異
超低生育率現象的理論解釋
生育率下降的可能後果
調整低生育率的政策選擇
Slide 3
轉型後社會的生育率發展趨勢：超低生育率的出現
趨勢：
• 1990年代末期，南歐、中歐和東歐共14個國家進入了超低生育
率時期；
• 至2002年末，中國大陸的城市地區、香港、澳門和臺灣也都已
經進入了超低生育率時期；
模式：
• 生育年齢快速的推遲（生育步調進度效應）；
• 一孩後生育概率進一步的顯著降低（但不意味著一孩生育水平的
降低）；
• 高齡婦女隊列生育的大幅減少；
原因：
• 女性大幅推遲生育年齢導致該時段生育數量顯著減少；
• 即使調節上述進度效應（生育年齢的選擇）後，總生育水準依然
低於更替水準；
Slide 4
香港超低生育率模式與歐洲模式之間的差異
• 在歐洲，生育率的生育步調進度效應逐步減弱，而
在香港卻上下波動；
• 在歐洲，一胎的終身生育率相對穩定，而在香港則
持續下降；
• 在歐洲，超低生育率的出現可能只是進度效應導致
的暫時現象，而在香港，卻是來自90年代生育率的
真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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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超低生育率現象的理論解釋
發達國家出現的低生育率現象是個體導向的社
會機制所宣導的兩性平等與家庭導向的社會機
制導致的性別不平等之間衝突的結果。
注：兩性平等的概念是由“性別分層”和“性別
角色”的概念延伸而來的。前者指的是男女兩
性作為社會成員制度化的不平等，而後者指的
是男女兩性的勞動角色分工。
Slide 6
由高生育率向更替水準生育率的轉變是與家庭制度內部的
兩性平等化過程相伴隨的
基於不同的文化和經濟背景，許多因素都能促進家庭內部的兩性平等，並推
動低生育水準的實現：
• 1) 婦女教育水準的提升，改變了婦女傳統的知識結構，視野更加開闊，
也更容易接受新的思想和價值觀；
• 2) 隨著兒童存活率的提高，限制家庭規模進一步擴大的措施勢在必行；
• 3)生育的成本結構也會發生變化，比如義務教育制的推行，以及在城市的
居住和生活都可能推動人們調整自己的生育行為；
• 4) 較具包容性政治體制的社會也較易接纳避孕設施和措施，在廣大羣眾
中也較易推廣和使用；
• 5) 在社會內部以及不同社會婦女之間有關資訊的自由流傳也是一個重要
的因素；
• 6) 専業醫生更多地參與到孕期照護的過程中，並對婦女懷孕及生育提出
意見；
• 7) 避孕技術的進步發展也提高生育控制容易性；
• 8) 最後，政府負責主導的家庭生育計畫可取得社会大眾的支持，也較易
取得避孕的服務；
總之，家庭內部兩性的平等化是生育轉型的必要條件。
Slide 7
個體導向社會制度對兩性平權的推動
對個人權利和自由的需求的增加推動了個體導向的社會
機制的建立和發展，并推動兩性平權：
• 例如，民主制度的建立宣導的是個人的投票權，而非家庭的
投票權。在這樣的制度中，女性的權利正在得到更多的重視，
尤其是在所有權和投票權方面；
• 在經歷了很長時間以後，女性在受教育的權力舆機會上已經
舆男性相同；而在就業市場上，女性的權利舆機會也有了長
足的進步；
• 總體而言，社會正在促進女性在就業市場上獲得“同工同酬”
的待遇。至少在非經理級別的崗位上，女性已經可以和男性
平等地進行競爭；
Slide 8
家庭導向的社會制度中兩性的平等化
與此同時，家庭內部的兩性平等，或者說家庭導向的社會制
度中，兩性的平等化過程卻進展緩慢：
• 完全的兩性平等只有在下列三方面的家庭事務中不再有
性別區分之後才可能實現：養家糊口；老幼照料和養育；
以及操持家務。
• 女性在家庭裏依然是最主要的照料提供者和家務的操持
者，即使在西方國家和東亞發達的經濟體中，性別分層
依然盛行，女性在家庭內的相對弱勢地位尚無重大改變。
• 在今日經濟發達國家中，只要女性不為家庭事務所羈絆，
她們就有能力在勞動力市場上和男性進行公平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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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制度定義的角色衝突和兩難困境
那些重視参舆個體導向制度發展的女性面臨兩難困境：個人發展
與未來家庭角色的承擔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角色衝突。這導致步份
婦女遠避家庭角色，選擇不婚或少育的辦法來維持兩者之間的平
衡，這與她們本來可以有的選擇是截然不同的。
今天，多數已受教育和社會化的年青女性都期望個人所扮演的角
色遠超越其所僅扮演的家庭角色。因此，個體導向的社會制度安
排對兩性平等的推動與家庭導向的制度安排對兩性不平等的維持
之間產生的衝突時，將導致生育率下降至極低的水準。
個體導向制度促成的兩性平等不易逆轉。 但在兩性不平等的家
庭導向制度，以及兩性平等的個體導向制度之下，則會導致生育
率向更低水平發展。除非能在家庭導向制度中取得兩性的平等，
則超低生育水平將會有所改善。
換言之，如果家庭導向的制度內部能夠實現較高程度的兩性平等，
那麼生育率就有重新上升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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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下降的可能後果
越來越多的國家將生育率的急劇下降以及由此導致的人
口老齡化和人口縮減視為嚴重危機，認為其會危害到社
會經濟發展的基礎，甚至社會的生存。例如：
• 1) 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將削弱社會人力資本的存量，並降低
生產率；
• 2) 養老金和社會保障計畫的開支負擔急劇上升；
• 3) 家庭規模縮小給老年照護帶來極大的困難；
• 4) 老年人群的增長帶來龐大的健康和保健需求，並引起保健
支出成本的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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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低生育率的政策選擇
目標：使生育率能回升到更替水準是比較理想的願望。
• 為實現此一目標，政府的“政策” 將扮演十分關鍵的角色，
換言之，政府通過策略性的決策組合，來調整財政、經濟、
法律以及社會機制的運作方向，從而實現某類政策目標；
• 就生育水平而言，某種能夠扭轉延遲生育過程而又不影响夫
妇在數量偏好上的政策，若能成功實行，將會帶來數量上具
有實質意義的效果；
• 如果要改變人們生育的數量選擇，換言之，改變人們在生育
行為上的時機選擇，那就需要促使部分婦女能有多胎生育，
而不是在一胎以後就停止生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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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低生育率的政策選擇
那麼到底影響生育時機選擇的政策該如何付諸實施呢？
那些促使人們推遲生育的力量如何得以扭轉呢？
• 理論上來說，有兩個途徑可以促使人們提早生育的時間：
1) 重組生命週期事件的順序（例如在完成教育之前生育子女）
2) 保持事件順序不變，但縮短生育前事件的週期 （例如縮短教育年
限）
• 在許多可能影響生育時機（提升平均生育年齡，減少某一時
期內的生育數量，從而壓低時期生育水準）的政策選擇中，
其中一項是通過教育制度改革來影響人們的生育時間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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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低生育率的政策選擇
在歐洲，主要採取的作法是縮短獲得同樣教育程度所花費的教育
年限，這樣可以有效提前完成教育的時間並提早頭胎生育的年齡，
有利於终止或有效弱化時期生育水準持續降低的生育步調進度效
應。
學制规範通過下列兩種方式影響人們的畢業年齡：
• 改變入學年齡：在既定的學位完成年限情況下提早或延遲畢業。
• 改變學位完成年限：延長或壓縮
由學校教育體制改變所引發的生育年齡的變動對人口動態的趨勢
有顯著和長期的影響：
• 根據Lutz和Skirnekk（2004）的研究，與分年齡時期生育
水準保持不變的結果相比，學校教育體制改變後，在未來的
幾十年內，絕對新生嬰兒數將有8％-16％的增長（這些隊列
不僅提早了生育時間，而且終身生育水準也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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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低生育率的政策選擇
政府直接而明確的提高生育率的政策通常會遭到公眾的
抵制和反對。在歐洲，家庭政策是建立在為婦女創造機
會平等的理念基礎上，旨在幫助女性平衡生育與就業之
間的衝突和矛盾：
• 家庭政策的目的是要影響人們對生育時機的選擇，而非對生
育數量選擇。
• 同時，除了人口目標之外，保障婦女健康也是十分主要的政
策出發點。原因在於生育年齡的無節制提高將增加非自願性
絕育的概率及危險，同時還可能誘發治療不孕症的數量，以
及由晚孕導致的對母嬰的健康風險。
因此，那些旨在為婦女選擇正常生育時機創造條件的政
策事實上是一種雙贏選擇，既有利於保障女性的身體健
康，又能緩冲宏觀的人口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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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低生育率的政策選擇
另一類政策的目標是針對那些有子女和無子女的家庭之間的資源
要實現再分配和平衡分配，現代財富轉移體系對那些無子女，或
是少生育的家庭十分有利，具有促使生育率下降的動力。
簡而言之，推動人口再生產的公共政策其代價十分昻貴。
兩大類制度安排會影響婦女在家庭角色與工作角色之間的協調和
平衡：
勞動力市場的僵硬性
在兒童照料安排方面家庭所面臨的制度性的局限與緊張感。
• 上述兩類局限都會對由于照料兒童所引發的工作機會成本造成深遠
影響。
普遍認為，正是由於靈活的工作時間安排，以及兼職就業或半職
就業的廣泛流行，導致北歐地區的婦女才能在生育與工作之間取
得較好的平衡，從而保證在較高的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的基礎上，
刺激了該地區産生較高的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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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低生育率的政策選擇
那些對兩性角色具有較開放及平等觀念的國家，同時也是具有較
高勞動力參與率和較高生育率的國家。而對那些在兩性角色方面
比較保守和不平等的國家，情況則正好相反，不僅家庭規模較小，
婦女的勞動參與率也較低。
• 兩個背景一致的家庭，在那些性別較平等的國家，丈夫們會
承擔較多的家務，作家務的成本也相應降低。丈夫們做家務
的負效用是整個國家丈夫們做家務的均值的減函數，因此在
較為平權的國家才能有這種正的外部效應；
• 在那些兩性較不平等的國家裏，這一外部效應非常小，養育
孩子的機會成本很高，自然會壓低家庭規模。同時，這些國
家的婦女承擔更多的家務活動，也降低了整體的女性勞動力
參與率。
今天，那些女權不张的國家出現超低生育率，是由于婦女勞動參
與率迅速提高的同時，而那些幫助女性平衡生育與工作之間角色
衝突的社會制度安排方面的缺失所造成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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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低生育率的政策選擇
女性為何會進入勞動力市場？這一問題的答案至今仍存在爭論：
• 是由於女性教育水準的提高？
• 男性實際工資率的下降？
• 還是離婚率的上升？
既要養育孩子，又要兼顧工作，這對現代婦女是個巨大的挑戰。在現
代經濟體系中，工作場所通常都在家庭以外，並且工作經常是與照顧
家庭相互抵觸的。
在那些家庭導向的低度女權主義國家裏，例如義大利、西班牙和日本，
生育與工作之間的衝突遠比英國、瑞典等兩性較平權的國家顯得突出，
原因在於家庭導向的國家其社會福利制度十分依赖女性無薪照顧老人
和孩子，而對女性在經濟領域參與度的提高以及由此帶來的與家庭角
色的衝突改邊不足，制度缺失。正是由於這種制度安排的缺失和調整
的緩慢，這些國家的女性相比男性在承擔家務活動方面極不均等，從
而導致她們認為生育子女的成本太高。
迄今為止，那些實施最為成功的政策都是能推動夫婦雙方共同承擔照
料孩子和家庭的責任，而不是僅僅對父母實行大幅補貼的政策。金錢
固然重要，但照顧既有的和新生的孩子也是重要的，甚至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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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低生育率的政策選擇
父母產假和產後假、子女照料、課外活動方案、兼職工作、工作
保障、津貼以及其他的激勵方法都是值得政府仔細衡量提高生育
率的辦法？那麼政府的政策會有效提高生育率到更替水平嗎？
• 經驗證據表明，父親承擔更多子女照料義務的家庭更可能多
生一個孩子。而更重要的因素似乎是工作方式的靈活性和適
應性，以及男性能否接受角色的重新調整，也就是在孩子出
生後承擔更多的照料義務，與妻子一起擔負家庭責任。
• McDonald（2002）指出，政府政策對這一過程的介入可以分為三種
類型：
金融財物激勵：包括定期的金融財物分配（例如家庭津貼），財經
獎勵與貸款，減免稅額與信用，兒童照料的補助與免費服务，房屋
補貼等等。
平衡工作與家庭的措施：包括延長產假，幼稚園和托兒所的設立，
靈活的工作時間，基於家庭原因的事假制度，促進兩性平等。
更有利於兒童照料和成長的社會轉變：包括婦女和年輕人的就業政
策，採取措施促進性別平等，創造有利於婚姻和兒童成長的環境，
以及宣導社會對子女照料和撫養的正面印象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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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低生育率的政策選擇
若政策旨在推動人口再生產，首先必須改變人們的觀念，讓人們認識到生養
孩子不僅是私人的權利，同時也會為社會帶來效益。現有的福利轉移制度傾
向於懲罰那些多生育的家庭，這一點必須改變。儘管這種改變代價昻貴，因
為牽涉到大量利益的重新分配。
在整個社會福利體制改革的框架內，還有三類其他形式的介入：
• 首先，要放鬆和減輕那些既要工作，又要照顧孩子的婦女在工作時間和經
濟費用上的各類限制。這事實上也涉及到改變兩性不對等的問題。
• 其次，要制定措施改變人們因延遲生育所引發的併發狀況的腐蝕。這樣做
能帶來三種好處：年輕人能更早為社會作出貢獻；在相對較年輕的階段就
能作出生活和生育選擇；養育孩子對家庭造成的經濟負擔得到緩解。
• 再次，要改變影響人們作出生育決策的環境因素：這既是公共責任（如學
校教育、培訓、娛樂設施、体育設施、安全措施、交通规則等），也是私
人責任。這些環境因素對多生育家庭越有利，人們自然會改變對生育的成
本和收益分析，並最終選擇生育。
在這一過程中，私營企業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設立家庭套餐菜單的餐館、
帶有家庭入住優惠和相配設施的酒店、全家集成的交通票、擁有兒童娛樂設
施的公園和博物館、帶托兒所的工廠和辦公室；……實在是有太多想像的空
間。
生育轉型、兩性平等與政策選擇
涂肇慶 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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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生育率的發展趨勢
香港超低生育率模式與歐洲模式之間的差異
超低生育率現象的理論解釋
生育率下降的可能後果
調整低生育率的政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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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後社會的生育率發展趨勢：超低生育率的出現
趨勢：
• 1990年代末期，南歐、中歐和東歐共14個國家進入了超低生育
率時期；
• 至2002年末，中國大陸的城市地區、香港、澳門和臺灣也都已
經進入了超低生育率時期；
模式：
• 生育年齢快速的推遲（生育步調進度效應）；
• 一孩後生育概率進一步的顯著降低（但不意味著一孩生育水平的
降低）；
• 高齡婦女隊列生育的大幅減少；
原因：
• 女性大幅推遲生育年齢導致該時段生育數量顯著減少；
• 即使調節上述進度效應（生育年齢的選擇）後，總生育水準依然
低於更替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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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超低生育率模式與歐洲模式之間的差異
• 在歐洲，生育率的生育步調進度效應逐步減弱，而
在香港卻上下波動；
• 在歐洲，一胎的終身生育率相對穩定，而在香港則
持續下降；
• 在歐洲，超低生育率的出現可能只是進度效應導致
的暫時現象，而在香港，卻是來自90年代生育率的
真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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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超低生育率現象的理論解釋
發達國家出現的低生育率現象是個體導向的社
會機制所宣導的兩性平等與家庭導向的社會機
制導致的性別不平等之間衝突的結果。
注：兩性平等的概念是由“性別分層”和“性別
角色”的概念延伸而來的。前者指的是男女兩
性作為社會成員制度化的不平等，而後者指的
是男女兩性的勞動角色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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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生育率向更替水準生育率的轉變是與家庭制度內部的
兩性平等化過程相伴隨的
基於不同的文化和經濟背景，許多因素都能促進家庭內部的兩性平等，並推
動低生育水準的實現：
• 1) 婦女教育水準的提升，改變了婦女傳統的知識結構，視野更加開闊，
也更容易接受新的思想和價值觀；
• 2) 隨著兒童存活率的提高，限制家庭規模進一步擴大的措施勢在必行；
• 3)生育的成本結構也會發生變化，比如義務教育制的推行，以及在城市的
居住和生活都可能推動人們調整自己的生育行為；
• 4) 較具包容性政治體制的社會也較易接纳避孕設施和措施，在廣大羣眾
中也較易推廣和使用；
• 5) 在社會內部以及不同社會婦女之間有關資訊的自由流傳也是一個重要
的因素；
• 6) 専業醫生更多地參與到孕期照護的過程中，並對婦女懷孕及生育提出
意見；
• 7) 避孕技術的進步發展也提高生育控制容易性；
• 8) 最後，政府負責主導的家庭生育計畫可取得社会大眾的支持，也較易
取得避孕的服務；
總之，家庭內部兩性的平等化是生育轉型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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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導向社會制度對兩性平權的推動
對個人權利和自由的需求的增加推動了個體導向的社會
機制的建立和發展，并推動兩性平權：
• 例如，民主制度的建立宣導的是個人的投票權，而非家庭的
投票權。在這樣的制度中，女性的權利正在得到更多的重視，
尤其是在所有權和投票權方面；
• 在經歷了很長時間以後，女性在受教育的權力舆機會上已經
舆男性相同；而在就業市場上，女性的權利舆機會也有了長
足的進步；
• 總體而言，社會正在促進女性在就業市場上獲得“同工同酬”
的待遇。至少在非經理級別的崗位上，女性已經可以和男性
平等地進行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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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導向的社會制度中兩性的平等化
與此同時，家庭內部的兩性平等，或者說家庭導向的社會制
度中，兩性的平等化過程卻進展緩慢：
• 完全的兩性平等只有在下列三方面的家庭事務中不再有
性別區分之後才可能實現：養家糊口；老幼照料和養育；
以及操持家務。
• 女性在家庭裏依然是最主要的照料提供者和家務的操持
者，即使在西方國家和東亞發達的經濟體中，性別分層
依然盛行，女性在家庭內的相對弱勢地位尚無重大改變。
• 在今日經濟發達國家中，只要女性不為家庭事務所羈絆，
她們就有能力在勞動力市場上和男性進行公平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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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制度定義的角色衝突和兩難困境
那些重視参舆個體導向制度發展的女性面臨兩難困境：個人發展
與未來家庭角色的承擔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角色衝突。這導致步份
婦女遠避家庭角色，選擇不婚或少育的辦法來維持兩者之間的平
衡，這與她們本來可以有的選擇是截然不同的。
今天，多數已受教育和社會化的年青女性都期望個人所扮演的角
色遠超越其所僅扮演的家庭角色。因此，個體導向的社會制度安
排對兩性平等的推動與家庭導向的制度安排對兩性不平等的維持
之間產生的衝突時，將導致生育率下降至極低的水準。
個體導向制度促成的兩性平等不易逆轉。 但在兩性不平等的家
庭導向制度，以及兩性平等的個體導向制度之下，則會導致生育
率向更低水平發展。除非能在家庭導向制度中取得兩性的平等，
則超低生育水平將會有所改善。
換言之，如果家庭導向的制度內部能夠實現較高程度的兩性平等，
那麼生育率就有重新上升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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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下降的可能後果
越來越多的國家將生育率的急劇下降以及由此導致的人
口老齡化和人口縮減視為嚴重危機，認為其會危害到社
會經濟發展的基礎，甚至社會的生存。例如：
• 1) 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將削弱社會人力資本的存量，並降低
生產率；
• 2) 養老金和社會保障計畫的開支負擔急劇上升；
• 3) 家庭規模縮小給老年照護帶來極大的困難；
• 4) 老年人群的增長帶來龐大的健康和保健需求，並引起保健
支出成本的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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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低生育率的政策選擇
目標：使生育率能回升到更替水準是比較理想的願望。
• 為實現此一目標，政府的“政策” 將扮演十分關鍵的角色，
換言之，政府通過策略性的決策組合，來調整財政、經濟、
法律以及社會機制的運作方向，從而實現某類政策目標；
• 就生育水平而言，某種能夠扭轉延遲生育過程而又不影响夫
妇在數量偏好上的政策，若能成功實行，將會帶來數量上具
有實質意義的效果；
• 如果要改變人們生育的數量選擇，換言之，改變人們在生育
行為上的時機選擇，那就需要促使部分婦女能有多胎生育，
而不是在一胎以後就停止生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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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低生育率的政策選擇
那麼到底影響生育時機選擇的政策該如何付諸實施呢？
那些促使人們推遲生育的力量如何得以扭轉呢？
• 理論上來說，有兩個途徑可以促使人們提早生育的時間：
1) 重組生命週期事件的順序（例如在完成教育之前生育子女）
2) 保持事件順序不變，但縮短生育前事件的週期 （例如縮短教育年
限）
• 在許多可能影響生育時機（提升平均生育年齡，減少某一時
期內的生育數量，從而壓低時期生育水準）的政策選擇中，
其中一項是通過教育制度改革來影響人們的生育時間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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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低生育率的政策選擇
在歐洲，主要採取的作法是縮短獲得同樣教育程度所花費的教育
年限，這樣可以有效提前完成教育的時間並提早頭胎生育的年齡，
有利於终止或有效弱化時期生育水準持續降低的生育步調進度效
應。
學制规範通過下列兩種方式影響人們的畢業年齡：
• 改變入學年齡：在既定的學位完成年限情況下提早或延遲畢業。
• 改變學位完成年限：延長或壓縮
由學校教育體制改變所引發的生育年齡的變動對人口動態的趨勢
有顯著和長期的影響：
• 根據Lutz和Skirnekk（2004）的研究，與分年齡時期生育
水準保持不變的結果相比，學校教育體制改變後，在未來的
幾十年內，絕對新生嬰兒數將有8％-16％的增長（這些隊列
不僅提早了生育時間，而且終身生育水準也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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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低生育率的政策選擇
政府直接而明確的提高生育率的政策通常會遭到公眾的
抵制和反對。在歐洲，家庭政策是建立在為婦女創造機
會平等的理念基礎上，旨在幫助女性平衡生育與就業之
間的衝突和矛盾：
• 家庭政策的目的是要影響人們對生育時機的選擇，而非對生
育數量選擇。
• 同時，除了人口目標之外，保障婦女健康也是十分主要的政
策出發點。原因在於生育年齡的無節制提高將增加非自願性
絕育的概率及危險，同時還可能誘發治療不孕症的數量，以
及由晚孕導致的對母嬰的健康風險。
因此，那些旨在為婦女選擇正常生育時機創造條件的政
策事實上是一種雙贏選擇，既有利於保障女性的身體健
康，又能緩冲宏觀的人口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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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低生育率的政策選擇
另一類政策的目標是針對那些有子女和無子女的家庭之間的資源
要實現再分配和平衡分配，現代財富轉移體系對那些無子女，或
是少生育的家庭十分有利，具有促使生育率下降的動力。
簡而言之，推動人口再生產的公共政策其代價十分昻貴。
兩大類制度安排會影響婦女在家庭角色與工作角色之間的協調和
平衡：
勞動力市場的僵硬性
在兒童照料安排方面家庭所面臨的制度性的局限與緊張感。
• 上述兩類局限都會對由于照料兒童所引發的工作機會成本造成深遠
影響。
普遍認為，正是由於靈活的工作時間安排，以及兼職就業或半職
就業的廣泛流行，導致北歐地區的婦女才能在生育與工作之間取
得較好的平衡，從而保證在較高的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的基礎上，
刺激了該地區産生較高的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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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低生育率的政策選擇
那些對兩性角色具有較開放及平等觀念的國家，同時也是具有較
高勞動力參與率和較高生育率的國家。而對那些在兩性角色方面
比較保守和不平等的國家，情況則正好相反，不僅家庭規模較小，
婦女的勞動參與率也較低。
• 兩個背景一致的家庭，在那些性別較平等的國家，丈夫們會
承擔較多的家務，作家務的成本也相應降低。丈夫們做家務
的負效用是整個國家丈夫們做家務的均值的減函數，因此在
較為平權的國家才能有這種正的外部效應；
• 在那些兩性較不平等的國家裏，這一外部效應非常小，養育
孩子的機會成本很高，自然會壓低家庭規模。同時，這些國
家的婦女承擔更多的家務活動，也降低了整體的女性勞動力
參與率。
今天，那些女權不张的國家出現超低生育率，是由于婦女勞動參
與率迅速提高的同時，而那些幫助女性平衡生育與工作之間角色
衝突的社會制度安排方面的缺失所造成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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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低生育率的政策選擇
女性為何會進入勞動力市場？這一問題的答案至今仍存在爭論：
• 是由於女性教育水準的提高？
• 男性實際工資率的下降？
• 還是離婚率的上升？
既要養育孩子，又要兼顧工作，這對現代婦女是個巨大的挑戰。在現
代經濟體系中，工作場所通常都在家庭以外，並且工作經常是與照顧
家庭相互抵觸的。
在那些家庭導向的低度女權主義國家裏，例如義大利、西班牙和日本，
生育與工作之間的衝突遠比英國、瑞典等兩性較平權的國家顯得突出，
原因在於家庭導向的國家其社會福利制度十分依赖女性無薪照顧老人
和孩子，而對女性在經濟領域參與度的提高以及由此帶來的與家庭角
色的衝突改邊不足，制度缺失。正是由於這種制度安排的缺失和調整
的緩慢，這些國家的女性相比男性在承擔家務活動方面極不均等，從
而導致她們認為生育子女的成本太高。
迄今為止，那些實施最為成功的政策都是能推動夫婦雙方共同承擔照
料孩子和家庭的責任，而不是僅僅對父母實行大幅補貼的政策。金錢
固然重要，但照顧既有的和新生的孩子也是重要的，甚至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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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低生育率的政策選擇
父母產假和產後假、子女照料、課外活動方案、兼職工作、工作
保障、津貼以及其他的激勵方法都是值得政府仔細衡量提高生育
率的辦法？那麼政府的政策會有效提高生育率到更替水平嗎？
• 經驗證據表明，父親承擔更多子女照料義務的家庭更可能多
生一個孩子。而更重要的因素似乎是工作方式的靈活性和適
應性，以及男性能否接受角色的重新調整，也就是在孩子出
生後承擔更多的照料義務，與妻子一起擔負家庭責任。
• McDonald（2002）指出，政府政策對這一過程的介入可以分為三種
類型：
金融財物激勵：包括定期的金融財物分配（例如家庭津貼），財經
獎勵與貸款，減免稅額與信用，兒童照料的補助與免費服务，房屋
補貼等等。
平衡工作與家庭的措施：包括延長產假，幼稚園和托兒所的設立，
靈活的工作時間，基於家庭原因的事假制度，促進兩性平等。
更有利於兒童照料和成長的社會轉變：包括婦女和年輕人的就業政
策，採取措施促進性別平等，創造有利於婚姻和兒童成長的環境，
以及宣導社會對子女照料和撫養的正面印象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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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低生育率的政策選擇
若政策旨在推動人口再生產，首先必須改變人們的觀念，讓人們認識到生養
孩子不僅是私人的權利，同時也會為社會帶來效益。現有的福利轉移制度傾
向於懲罰那些多生育的家庭，這一點必須改變。儘管這種改變代價昻貴，因
為牽涉到大量利益的重新分配。
在整個社會福利體制改革的框架內，還有三類其他形式的介入：
• 首先，要放鬆和減輕那些既要工作，又要照顧孩子的婦女在工作時間和經
濟費用上的各類限制。這事實上也涉及到改變兩性不對等的問題。
• 其次，要制定措施改變人們因延遲生育所引發的併發狀況的腐蝕。這樣做
能帶來三種好處：年輕人能更早為社會作出貢獻；在相對較年輕的階段就
能作出生活和生育選擇；養育孩子對家庭造成的經濟負擔得到緩解。
• 再次，要改變影響人們作出生育決策的環境因素：這既是公共責任（如學
校教育、培訓、娛樂設施、体育設施、安全措施、交通规則等），也是私
人責任。這些環境因素對多生育家庭越有利，人們自然會改變對生育的成
本和收益分析，並最終選擇生育。
在這一過程中，私營企業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設立家庭套餐菜單的餐館、
帶有家庭入住優惠和相配設施的酒店、全家集成的交通票、擁有兒童娛樂設
施的公園和博物館、帶托兒所的工廠和辦公室；……實在是有太多想像的空
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