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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三中全会《决定》
1.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大亮点是提出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并让该原则应用到国内经济运行的 主要方面。 正如《决定》所指出，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 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可以说，无论是从现代人类文明史还是从中国 35 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来看，尽管市场体制存在许 多不足，市场也有失灵的地方，但它仍然是一种较 好的或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安排。因为，市场的分散 化决策方式能够让企业及个人最有效率地使用其所 拥有的资源并承担这种决策的责任。但是，要让市 场机制真正起到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就得设立 一系列的良好制度安排来保证。否则，以利益最大 化的企业及个人的市场竞争就容易形成“霍布斯丛 林”。市场经济的效率也无法展现出来。
比如正如公报所指出的，要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 决定性的作用就得保证企业及个人的自主经营、资源自由流 动、就得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就得清除市场壁垒、就得建 立公平透明的市场规则、及形成有效的市场价格机制等。 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有效性要建立在一系列良好制度的 基础上，没有这些良好的基础性制度的确立，要保证市场有 效运行是不可能的。而这些良好的制度又是与现代政府职能 清楚界定有关。比如，界定产权、保证合约有效履行、建立 起公平公正的交易秩序等都得通过政府来进行。因此，经济 体制改革同样是界定现代政府职能的过程。
如果政府基本职能界定不清楚，政府或是对市场干预过 多，或是对市场放任自由，有效的市场机制就无法建立起来 ，从而造成既无法有效地配置各处社会资源，也无法让政府 更好地发挥其职能，更无法把整个经济活动中的积极性及潜 能真正发挥出来，从而更快更好地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 繁荣。因此，对中国来说，无论是界定政府职能，还是处理 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都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 因此，要保证制度建设的质量，有几个问题要解决。一 是政府的职能如何来界定，是由政府自身呢？还是通过外部 的公共决策方式来进行？如果是政府部门自身来界定，其实 并非易事。如果是通过外部公共决策的方式来进行，那么决 策的方式又是什么，能否用制度化的方式来保证？对此，公 报中有所提及但具体细节过少。
二是保证市场有效运行的制度安排如何来制定 或这些制度安排从何而来？即使这些制度建立起来 ，又可通过何种方式来保证这些制度安排有效执行 ？从报告的精神来看，保证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制 度安排更多的来自少数
精英的顶层设计。如果是 这样，也对这些制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是界定政府职能及保证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并对政府的权力进行有效约束。公报中提及让人民监督权 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下放并关进制度笼子的 根本之策。但是这里的“人民”与“制度”应该是一个小范 围的概念，制度笼子更多的是政党权力的自我完善。这些都 可能比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对政府的约束与监督的力度要少， 或许会弱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总之，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大亮点是提出了让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并让该原则应用到国内经济运行的 主要方面。其方向是正确的，但要保证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 定性的作用，还需要一系列的新制度安排来保证，对此政府 要有足够的准备。
2.
为什么要建立安全委员会
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表示，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在现有 体制基础上，安全领域出现新情况、新问题下应运而生的 。公方彬介绍，从狭义上讲，“安全”是指传统安全，也 就是中国应对外部威胁、外敌入侵时的国防安全。而“非 传统安全”涉及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恐 怖主义等。相比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的内涵则不断扩展 。“这是一种大安全。”公方彬说。“在安全领域空间变 化和拓展的情况下，国家安全委员会可以更好地统筹维护 国家安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还表示，中 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美元储备国，成立国家 安全委员会是在全球各地还存在各种不安全的情况下形成 的有效调节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做法。同时，这也是世界 各大国通行的做法，美国、俄罗斯均有此机构，成立国家 安全委员会也是适应中国大国地位的有效举措。
目前，我们与美国已经建立起大国关系，从主席、总统 一级已经开始进行磋商合作，这是国家公共产品。实际上， 在中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方案，并非第一次提出。国务 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表示，过去 中国确实曾经尝试建立类似的机构，但是紧迫性不够。如今 ，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反映了中国国力 迅速增长的同时，在对外战略、对外政策、安全方面的挑战 日益复杂和多样化，更加需要类似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能够 集中高层权力，同时协调各个有关部门的机构。建立国家安 全委员会有利于提高国家安全战略和政策的效率。负责人 应 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由哪些部门或人员组 成，组织构成是怎样的，委员会最高领导人由谁担任？这些 细节问题尤为引人瞩目。
几位专家都认为，“国家安全”应该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 安全。在这种理解范畴内，安全“涉及到哪个部门，哪个部 门就应该进来。”公方彬说。考虑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能 ，外交部、财政部、国防部都应该被吸纳，安全涉及到对外 关系，财政支持、国家武装力量、战前动员等。国防大学教 授李大光分析，安全、警察、情报、经贸部门也应该纳入。 按照其重要性，委员会的最高负责人应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担 任。李大光也同意这种观点。特点 统筹协调高效快速国家安 全委员会的成立也预示着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国家安全 的战略思路逐步显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战略军事专 家表示，“统筹”“协调”“高效”“快速”是刚刚成立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点。“统筹”也是公方彬对国家安全委 员会特点的描述，有利于统一领导。 2012 年的 11 月十八大新 闻发言人蔡名照表示，“总结 ……” 30 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在今 后的改革中，我们将更加注重顶层设计、更加注重系统配套 几位专家都认为这个新诞生的委员会是统筹协调机构。
公方彬进一步分析，国家安全委员会属于顶层设计的一部分 ，用来统筹规划一些问题。另一位军事专家说，该委员会的 成立有利于加强协调，权威决策，提高效率，快速解决问题 。一位专家介绍，早在数十年前相关部门就成立一个国家安 全委员会筹备小组，这个小组规模比较大，有多个部门参与 。李大光也表示，高层考虑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来已久， 一直在酝酿和筹划。以前负责安全的部门分散在各个领域， 涉及军事、安全、经济等多个部门，这种状况不利于最高层 掌握情况。根据介绍，以往在有突发事件时，相关多个部门 往往会成立一个临时性的协调小组，但这种临时性组织协调 性、效率往往达不到最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有利于最 高层统一国家意志、完成重大决策，也能使得各个部门步调 一致，更有效率。 综合法制晚报、新京报。
3.
为什么建立改革领导小组
当前，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对于社会热议的金 融体制改革、政府体制转型等几大议题，无一不是我国目 前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难点和重点，均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因此，未来改革一方面是自身难度大，矛盾盘根错节， 需要大量的协调与统筹；另一方面，当前社会对改革的具 体措施仍存在较大分歧。例如在金融体制方面，怎样打破 金融垄断、引入竞争；如何在维持金融秩序的前提下进行 潜移默化的改革；如何在现有的货币金融体制上，将以阿 里和腾讯为代表的网商金融、以苏宁和京东等连锁供应商 的供应链金融为代表的电商金融，以及以格力电器、三大 汽车、三一重工等大型产业龙头为代表的厂商金融发展壮 大，都是对金融监管体制的不断挑战。
在国企改革方面，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将国有 独资按照现代股份公司制度构造，实现国家从管理 国企向管理国资体系的转变，完善由职业经理人掌 控的股份公司制度建设，完成现代化企业经营。这 一问题尤其需要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破除部 门利益导致的阻力，来统筹决策，进而取得改革的 成功。因此，此次公报在宏观层面提出了基本方向 ，对于如何细化，则交由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进 一步论证，既强化了改革的顶层设计，又具有可操 作性。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面临的另一大难题是政 府体制转型问题。长期以来，有关国家审批部门既 搞改革又搞审批，既搞新体制的拓展又搞旧体制的 维护。这种审批体制代替了改革应有的创新，导致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体制运行不够顺畅。实践证明， 真正成功的改革，要求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利益不 能掺杂在一起，需要一个专门机构来领导和统筹规 划。因此，未来的改革，就是要成立一个超越发改 委、超越证监会、超越工商局等行政管理部门的经 济体制改革领导机构，来推动改革任务的顺利完成 。此次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正是为中国 下一步改革提供了切实的组织保障。
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的关键时期，改革是最 大的红利。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中国未来的发展 若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因此，接下来的攻坚克难， 就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来领导和推进，破 除阻力，完成敏感而又艰巨的改革任务，人们对此 寄予厚望。（作者刘纪鹏系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 中心主任、教授，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 长）
政府提供公共品以履行事权，并由此向市场和民间征税以 保障财权，必要时发行政府债券以赤字维持收支平衡，这 是一个国家政经生态的合理循环。 今日中国有共识的一个问题是：由于政府层级太多，征税 权和举债权高度集中，公共品提供能力高度分散，因而事 权最多的反而财权最少，越到基层政府此类抱怨越多，尤 以 1994 年 分税制 之后为盛。调整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的财 税改革，呼声即滥觞于此。
分税制：指将国家的全部税种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 划分，借以确定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入范围的一种财 政管理体制。其实质是根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确 定其相应的财权，通过税种的划分形成中央与地方的收入 体系。它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推行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模 式。 主要内容： 一是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划分。 二是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 三是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四是预算编制与资金调度。
一个老工业区的“国企包袱” 在东北某钢厂所在城区，全区人口 8 万人，其中钢厂在职员工、离退休人 员及家属约 6 万人，占城区总人口约 75% 。 目前，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和资源枯竭，一些由计划经济所带来的 历史遗留问题集中暴露出来。特别是 2001 年和 2004 年，位于该区的省属企业 ——煤矿和洗煤厂相继破产，“甩”给地方上 400 多名下岗工人，区级财政 压力骤然增大。去年以来，在金融危机影响下，财政压力有增无减。 2008 年 ，全区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人员占非农人口的 10% ，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 障人员占农村人口的 8% ，均高于全省、全国的平均水平。 对于仍在生产经营的钢厂，该区的干部也是感情复杂。“钢厂是省属企 业，财税收入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跟地方上没有税收分成，我们只有围绕 它搞一点‘围钢产业’，吃点汤汤水水。”区政府一位干部说，“但是，它 的城市建设在我这里，退休职工养老、医疗保障等也要我们管，财政压力很 大。” 对于上述情况，一些区政府和乡镇干部认为，省属国有企业运转正常、 能够盈利的时候，财政收入全部收归省里，现在企业破产，却让地方政府“ 兜底”，既有困难也不公平。
不少学者认为，正是因为权责不清，地方承担了大部分 的事权，导致地方债台高筑，不透明的地方融资平台林立 。 尽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平衡地方财力，但专项转 移支付比重偏高，地方“跑部钱进”不仅带来寻租，同时 由于转移支付往往要求地方搭配投入，加重了地方支出压 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此次三中全会公报提及的“明确事权 ，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被业界普遍看好 。
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心议题：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上来 时 间： 1978 年 12 月 18 ～ 22 日 随着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取得伟大的胜利，十一届 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全国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 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1979 年起 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我国革命道路上又 会议重点： 1 、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 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2 、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 社会的口号，否定了中共十一大沿袭的“文化大革命”中 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 ”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等“左倾”错误观点。